若不是我在研究苏联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罗曼·罗兰和斯大林在1935年6月28日的谈话记录，我是不敢在这里妄谈这位伟人的。我的结论是：罗曼·罗兰当年是极力要发表这份日记的，对它的封存是出于万不得已。
首先要说的是，罗曼·罗兰去莫斯科并不是什么“勇敢的政治行动”，而是为情势所迫。当时有两件事使法国人，尤其是法国青年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和动摇。一是苏联国内因基洛夫的被杀而开始大规模镇压“凶手”和“反对派”；二是苏联和法国政府签订了相互援助条约。罗曼·罗兰每天接到大量的信件，要他就这些事作出解释。但他自己也不明白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作为“苏联老朋友和维护者”的处境一时变得艰难起来。
罗曼·罗兰去莫斯科，就是为了向斯大林通报这方面的情况。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斯大林对罗曼·罗兰表现出了很大的敬意、耐心和希望。斯大林此时也需要罗曼·罗兰这样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去为苏联做“解释工作”，以摆脱因基洛夫事件和镇压活动而面临的几乎是来自全世界的压力。
罗曼·罗兰在此期间对斯大林表示出了一种诚惶诚恐和惟命是听的态度。当然，这不是小人的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出于绝对相信苏联的政策和对斯大林本人的信仰上和道德上的礼敬、尊重和崇拜。
尽管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有对苏联的问题和缺点的记载，有对某些苏联领导人的描写，但他仍然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他说：“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所以，‘铁甲军’一分钟都不能削弱警惕性，卸下战斗的盔甲。”
可以说，他的日记实际上是当时保卫苏联和斯大林的最好的辩护词。
罗曼·罗兰原本是要发表这份日记的。他获得了斯大林对一些问题的“解释”，自然要向对苏联产生误解和困惑的法国人以及西欧国家的人民转述这种“解释”。
罗曼·罗兰回国后便专心加工整理这份笔记，准备出版。他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同意在自己的日记中发表他们谈话的内容。斯大林没有回信。罗曼·罗兰的夫人也写信给高尔基，由高尔基转送斯大林。斯大林依然没有答复。
在1935年8月至10月的两个月中，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都几次向斯大林询问过这件事。无论是对高尔基，还是对罗曼·罗兰，斯大林都没有任何答复。
罗曼·罗兰在1935年12月27日通过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给斯大林一封信：“您没有就此给我答复，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您不认为这种发表是适时的。——我不再坚持。”这表明，罗曼·罗兰一直在坚持发表附有他们谈话记录的笔记，然而斯大林没有同意。
从分析来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斯大林进行更大规模清洗的运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斯大林显然不希望他曾对罗曼·罗兰说过的话扩散出去。那种“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枪杀数以百计的人”的做法，明显对斯大林不利。他不想因为这篇谈话，而使国内的局势发生不利于自己的转变。二是斯大林只愿意自己的讲话由自己、由苏联方面，而不是由任何另一方公布出去，他历来把对自己的言行的解释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斯大林的权威和斯大林的决策决定了即使像罗曼·罗兰这样的伟大西方作家，极为忠诚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也不能随便讲话。罗曼·罗兰是深深懂得斯大林沉默的真实含义的，如果他对这种不祥的沉默不予理睬，硬要去发表自己的日记和这份谈话记录的话，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他在自己的那几行宣告封存五十年的字里行间，不免难以自禁地流露出深沉的悲哀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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